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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人民性”“主體性”問題的辯證思考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李少君 更新時間:2019/4/15 0:00:00 瀏覽:416 評論:0  [更多...]


詩歌永遠是尋求理解與分享的


主體性概念是一個現代概念,自康德強調之后,成為西方啟蒙主義的一個重要話題。康德認為人因具理性而成為主體,理性和自由是現代兩大基本價值,人之自由能動性越來越被推崇,人越來越強調個人的獨特價值。根據主體性觀點,人應該按自己的意愿設計自己的獨特生活,規劃自己的人生,決定自己的未來,自我發現自我尋找自我實現,這才是人生的意義。在詩歌中,這一理念具體化為強調個人性,強調藝術的獨特性。詩人布羅茨基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說:“如果藝術能教給一個人什么東西(首先是教給一位藝術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獨性。作為一種最古老,也最簡單的個人方式,藝術會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獨特性、個性、獨處性等感覺,使他由一個社會動物變為一個個體。”但極端個人化和高度自我化,最終導致的是人的原子化、人性的極度冷漠和世界的“碎片化”“荒漠化”。

中國文化對此有不同理解和看法。在中國古典詩學中,詩歌被認為是一種心學。《禮記》說:“人者,天地之心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對此解釋:“禽獸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為天地之心,唯人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為極貴。天地之心謂之人,能與天地合德。”現代哲學家馮友蘭先生認為:人是有覺解的動物,人有靈覺。因為這個原因,人乃天地之心,人為萬物之靈。人因為有“心”,從而有了自由能動性,成為了一個主體,可以認識天地萬物、理解世界。從心學的觀點,詩歌源于心靈的覺醒,由己及人,由己及物,認識天地萬物。個人通過修身養性不斷升華,最終自我超越達到更高的境界。

詩歌的起源本身就有公共性和群體性。中國古代詩人喜歡詩歌唱和和雅集。這是因為,詩歌本身就有交往功能、溝通功能和公共功能,可以起到問候、安慰、分享的作用。古人寫詩,特別喜歡寫贈給某某,這樣的詩歌里暗含著閱讀的對象,也因此,這樣的詩歌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是必然包含著他者與公共性的。中國詩歌有個“知音”傳統,說的就是即使只有極少數讀者,詩歌也從來不是純粹個人的事情,詩歌永遠是尋求理解與分享的。


什么是“心”?


詩歌是一種心學的觀點,要從理解什么是“心”開始。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指感受和思想的器官。心,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整體性概念,既不是簡單地指心臟,也不是簡單地指大腦,而是感受和思想器官的樞紐,能調動所有的器官。

我們所有的感受都是由心來調動,視覺、味覺、嗅覺、觸覺等所有感覺,都由心來指揮。比如鳥鳴,會喚醒我們心中細微的快樂;花香,會給我們帶來心靈的愉悅;藍天白云,會使我們心曠神怡;美妙的音樂,也會打動我們的心……這些表達里都用到心這個概念,而且其核心,也在心的反應。我們會說用心去聽,用心去看,用心去享受,反而不會強調是用某一個具體器官,比如用耳去聽,用眼去看。因為,只有心才能調動所有的精神和注意力。所以,錢穆先生認為心是一切官能的總指揮總開關。人是通過心來感受世界、領悟世界和認識理解世界的。

以心傳心,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是可以感應、溝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詩歌應該以情感動人,人們對詩歌的最高評價就是能打動人、感動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錢穆先生認為:好的詩歌,能夠體現詩人的境界,因此,讀懂了好的詩歌,你就可以和詩人達到同一境界,這就是讀詩的意義所在。

心通萬物,心讓人能夠感受和了解世界。天人感應,整個世界被認為是一個感應系統,感情共通系統。自然萬物都是有情的,世界是一個有情世界,天地是一個有情天地。王夫之在《詩廣傳》中稱:“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禽魚鳥木同情者,有與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體天地之化,微以備禽魚草木之幾。”

宋代理學家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觀點,將他人及萬物皆視為同胞。語出《西銘》一文:“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思是,天是父親,地是母親,人都是天地所生,所以天底下之人皆同胞兄弟,天地萬物也皆同伴朋友,因此,我們應該像對待兄弟一樣去對待他人和萬物。中國古典詩人因此把山水、自然、萬物也當成朋友兄弟,王維詩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李白感嘆:“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李清照稱:“水光山色與人親”。

在詩歌心學的觀點看來,到達相當的境界之后,所謂主體性,不僅包括個人性,也包括人民性,甚至還有天下性。在中國詩歌史上,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唐代大詩人杜甫。


何謂“境界”?


那么,何謂“境界”?境,最初指空間的界域,不帶感情色彩。后轉而兼指人的心理狀況,涵義大為豐富。這一轉變一般認為來自佛教影響。唐僧園暉所撰《俱舍論頌稀疏》:“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稱為境。”境界,經王國維等人闡述后,后來用來形容人的精神層次藝術等級,境界反映人的認識水平、心靈品位。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稱:“有境界則自成高格”。

哲學家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關于人生境界的學說。”學者張世英則說:“中國美學是一種超越美學,對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點。”境界可謂中國詩學的核心概念。

境界概念里,既包含了個體性與主體性問題,個體的人可以通過修身養性,不斷自我覺悟、自我提高,強化自己的主體性;也包含了公共性與人民性的問題,人不斷自我提升、自我超越之后,就可以到達一個高的層次,可以體恤悲憫他人,也可以與人共同承受分享,甚至“與天地參”,參與世界之創造。


詩人杜甫的主體性與仁愛之心


杜甫早年“主體性”非常強大,在他歷經艱難、視野寬廣之后,他跳出了個人一己之關注,將關懷灑向了廣大的人間。他的境界不斷升華,胸懷日益開闊,視野愈加恢弘,成為了一個具有“圣人”情懷的詩人。杜甫讓人感到世界的溫暖和美好。

杜甫早年的“主體性”是非常突出的,他有詩之天賦,天才般的神童,七歲就寫出過“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這樣讓人驚嘆的詩句。年輕的時候,杜甫意氣風發,有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也曾經充滿自信地喊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對世界慷慨激昂地宣稱“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欲傾東海洗乾坤”。杜甫不少詩歌中都顯現出其意志力之強悍,比如:“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何當擊凡鳥,毛雪灑平蕪”“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殺人紅塵里,殺人在斯須”,何其生猛!即使寫景也有“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何其壯麗!杜甫自己若無這樣的意志和激情,不可能寫出這樣決絕強勁的詩句。

杜甫主體性之堅強,尤其表現在他身處唐代這樣一個佛道盛行的年代,甘做一個“純儒”,即使被視為“腐儒”“酸儒”。有一句詩最能表達杜甫的強力意愿,“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葵藿就是現在說的向日葵,物性趨太陽光,三國魏曹植《求通親親表》里有:“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杜甫認為自己堅守理想是一種物性,實難改變,盡管意識到“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但仍然甘為“乾坤一腐儒”(《江漢》),不改其志,仿佛“哀鳴思戰斗,迥立向蒼茫”的戰馬。

杜甫的詩歌主體還表現在他的藝術自覺。杜甫寫作追求“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對于寫作本身,他感嘆“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杜甫很自信,并且堅信“詩乃吾家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但也虛心好學,“轉益多師是汝師”“不薄今人愛古人”,他對詩歌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新詩改罷自長吟”“晚節漸于詩律精”。

惜乎時運不濟,杜甫的一生艱難坎坷,他長年顛沛流離,常有走投無路之嘆:“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奉贈李八丈曛判官》);再加上衰病困窮,因此常用哀苦之嘆:“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赤谷》),“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散愁》其二)。杜甫一生都在遷徙奔波和流亡之中,但也因此得以接觸底層,與普通百姓朝夕相處,對人民疾苦感同身受,使個人之悲苦上升到家國天下的哀憫關懷。

安史之亂期間,杜甫融合個人悲苦和家國情懷的詩歌,如《哀江頭》《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春望》《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杜甫以一己之心,懷抱天下蒼生之痛苦艱辛悲哀,使杜甫成為了一個偉大的詩人。杜甫最著名的一首詩是《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詩里,杜甫寫到自己草堂的茅草被秋風吹走,又逢風云變化,大雨淋漓,床頭屋漏,長夜沾濕,一夜凄風苦雨無法入眠。但詩人沒有自怨自艾,而是由自己的境遇,聯想到天下千千萬萬的百姓也處于流離失所的命運,詩人抱著犧牲自我成全天下人的理想呼喚“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是何等偉大的胸襟,何等偉大的情懷!在個人陷于困境中時,在逃難流亡之時,杜甫總能推己及人,聯想到普天之下那些比自己更加困苦的人們。

杜甫的仁愛之心是一以貫之的。他對妻子兒女滿懷深情,如寫月夜的思念,“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他牽掛弟弟妹妹:“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對朋友,杜甫誠摯敦厚,情誼深長,他對好友李白一往情深,為李白寫過很多的詩歌,著名的有“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等;杜甫對鄰人和底層百姓一視同仁,如“盤飱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余杯”“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杜甫對鳥獸草木也充滿情感,他的詩歌里,萬物都是有情的,他寫鳥獸:“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鸕鶿西日照,曬翅滿漁梁”“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他寫草木:“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等等。


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由于杜甫的博大情懷,杜甫被認為是一個“人民詩人”,堪稱中國古典文學中個人性和人民性融合的完美典范。杜甫的“人民性”,幾乎是公認,不論出于何種立場和思想,都認可這一點。但由上分析,杜甫的“人民性”是逐步形成的,因為其經歷的豐富性,視野的不斷開闊,杜甫才得以最終完成自己。杜甫因此被譽為“詩圣”,其博愛情懷和犧牲精神,體現了儒家傳統中“仁愛”的最高標準。

杜甫被認為是具有最高境界的詩人,到達了馮友蘭所說的天地境界:“一個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會整體之上,還有一個更大的整體,即宇宙。他不僅是社會的一員,同時還是宇宙的一員。他是社會組織的公民,同時還是孟子所說的‘天民’。有這種覺解,他就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種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義,自覺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這種覺解為他構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說的天地境界。”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所以,詩人作為最敏感的群類,其主體性的走向是有多種可能性的,既有可能走向極端個人主義,充滿精英的傲慢,也有可能逐漸視野開闊,豐富博大,走向“人民性”,以人民為中心,成為一個“人民詩人”,杜甫就是典范。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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