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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體時代的難度寫作

來源:《山花》 作者:黃德海 張定浩 楊慶祥 李振 更新時間:2019/3/21 0:00:00 瀏覽:497 評論:0  [更多...]

自媒體作為一種新興媒介尚未經過有效檢驗,但因互聯網發展及其終端的便捷與傳統媒介發生了割裂,它的蓬勃繁殖已深入當代生活的各個領域,就這一特點來說,它具有打破單一訊息來源的顛覆性,自媒體寫作亦只是其中一環。簡單粗暴及耐心的丟失或許是其快捷方式中不可避免的缺陷,但我們仍可以發現其中的優長,即時間的有效性、多形式的糅合、亞文化的特征,以及對內容的強烈反應,都是促使寫作深入更多族群的方式,乃至于從某種程度上貢獻了新的寫作結構,而萬路歸一,最終我們會看到它依然是人類生活的延伸,我們應考量它的多重能量,并在其中鑒別媒介背后的作者/讀者深度參與(內容)的程度,以及它對整個時代心理的表現。我們相信寫作的難度絕不會因為媒介的變化而消失,但顯見的龐雜輕巧與精神世界的淺陋和它對年輕一代產生的閱讀影響又是我們所擔憂的,所以就這一矛盾,我們特組織了一批批評家、文學編輯、作家、詩人對其展開深入討論,以期發現它的多面。——編者按


黃德海:首先要明確的事實可能是,自媒體不妨看成一個充滿生機的東西,不喜歡和阻止都沒用,因為它是生機本身。其次是對自媒體的認識——自媒體的出現,既是對寫作的解放,又是對寫作的巨大限制。這說法看起來有點矛盾,那就不妨說得更明確些,自媒體給予了寫作發表的巨大空間,與此同時也造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寫作自我放松,此前需要編輯層層選拔的發表機制,在自媒體出現之后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其意義。

編輯的層層選拔機制,既是一個巨大的控制,又是一種有益的限制,就像任何規則起到的作用一樣,它淘汰著普通作品,讓寫作者更加嚴謹地對待自己的文字;但編輯會有盲點和漏洞,超出編輯精神圖景的作品非常可能被排除在發表范圍之外。自媒體的出現解決了編輯的局限造成的發表不公,卻又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寫作和發表的隨意。

從某個方向看,編輯的審稿如同“塔布”(taboo,常譯為“禁忌”),意思差不多是,寫作中很多事做不得——“生活永遠是一種克制,不但是在人類,在其他動物也是如此;生活是這樣危險,只有屈服于某種克制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生活。取消舊的、外加的塔布所施加于我們的克制,必然要求我們創造一種由內在的、自加的塔布構成的新的克制來代替。”自媒體時代,由編輯外加的塔布必然為自我所加的塔布替代,或者說,此前由出色編輯形成的選拔機制,在自媒體時代需要成為每個寫作者內化的自覺。

這個把審稿內化為自覺的過程,在自媒體時代,需要每一個寫作者有意識地將此前編輯選拔機制形成的“明顯過時的、陳舊不堪的、不利于新發展的因素淘汰掉;與此同時,仍將那些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組織結構繼續保存下去”,寫作者因此與新的媒體時代達成了適應協議,也完成了自己的更新。在這個過程中,寫作者越能體會此前選拔機制的多層級、有差別,就越容易觸碰到寫作豐富的艱難,而不是讓文字始終停留在宣泄水準。

至此,我們差不多可以明白,無論發表和傳播處于什么階段,寫作自身的難度從來不會降低,那些需要在寫作中克服的難關,一點也沒有在新的什么時代消失,而是始終存在在那里。或者也可以說,無論自媒體為發表和傳播提供了怎樣自如的條件,寫作的難度最終還是結結實實落到了人身上。“是人弘道,非道弘人”,所有的變化本身,既可能是病,也可能是藥,一個寫作者能夠對精神領域的貢獻程度,最終仍然完全取決于他面對寫作難度之時的態度、準備和表達水準。

張定浩:正如很多問題本身已經包括了答案,很多論題從設定之初大概也就同時預設了思維的進路。當我們接受“難度”這個詞被用來作為“寫作”的修飾前綴,也就是在接受一個隱而不宣的現實,即“寫作”已然分裂為有難度的寫作和沒有難度的寫作。

存在“沒有難度的寫作”嗎?這曾經是不可想象的。原始時代的寫作需要找到一面光滑的石壁和比石壁更堅硬的器具,簡帛時代需要昂貴的竹簡和絹帛,在屬于眾多匿名作者的漫長時代里,寫作是一項集體性的史學行為,用以對抗人類的必死性,好在自然方生方死的循環系統之外開辟出某種可以延續的人類文明。而在個體意識覺醒之后,寫作是抵達個人生命不朽的一種基本方式,在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中占據末席。

因此,在印刷時代到來之前,寫作一直是一種極其困難的斗爭行為——作為書寫,是和寫作載體的斗爭;作為創作,是和人類遺忘天性和必死性的斗爭。印刷術的普及乃至現代社會的產生,已經極大降低了上述兩種難度,寫作變成每個受過基本教育的普通人都可以嘗試的事情,但接下來,寫作的難度依然存在,但它呈現出來的樣貌,變形為發表的難度,即每個人都默認可以輕松地寫作,但不是每個寫作的人都可以獲得發表作品的資格。換句話說,在紙質媒體的時代,寫作的難度首先取決于是否能博得紙質刊物編輯的發現和認可,即一個有能力發表作品的人才有資格被稱為一個寫作者。

有很多關于編輯如何發現作者的動人例子,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無數杰作是如何被一再退稿的。在刊物編輯和作者之間的這種相生相克的關系,很多時候類似于批評家和作者的關系。刊物編輯和批評家,往往代表著一個時代相對主流的審美趣味,但一個時代的趣味如何過度到另一個時代的呢,往往是依靠少數寫作者的推動,也就是說,在某一個時刻,一個有志向的寫作者的趣味往往會越過了他所在的那個時代,這不意味著同時代沒有他的欣賞者和讀者,只是他無法抵達他們,假如他不率先被刊物編輯和批評家認可的話。

在這個意義上,自媒體時代的一個重要特質,就是它取消了發表的難度。在自媒體時代,寫作的難度不再被編輯和批評家所規定,每個人看起來都可以輕松地發表作品,傳播作品。曾經被紙質媒體在表面予以統一的寫作,就此分裂成兩種寫作,為人的寫作和為己的寫作。前者以點擊率作為標準,寫作的難度從發表的難度再度變形為傳播的難度;而在“為己的寫作”的層面,似乎一切曾經的從外部施加的難度都消失了,寫作重新變成一種純然個人的自由行為,而寫作的難度也從寫作者的外部轉向其內部,也就是在這一刻,“難度寫作”才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詞。寫作的難度從此釋放給每個寫作的個體。每個寫作者,從這一刻開始,是因為其各自在寫作中遭遇的不同難度被區分。

楊慶祥:我們現在身處的不僅僅是一個自媒體時代,嚴格來說應該是全媒體時代——自媒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為讀寫能力的普及讓更多的人有能力寫作,有更便捷的途徑去發表,甚至獲得一些名聲以及各種資本。由此很多人認為全媒體時代降低了寫作的門檻,但是這僅僅是鏡像的一面,在另外一面,我恰恰覺得寫作變得更有難度了,對真正的作家、真正的寫作要求提高了。當每一個人——這當然是一種文學大眾化的幻覺——都可以來寫作時,什么樣的作品更值得去閱讀?這成了一個問題。一部作品只有在形式、主題、思想深度、美學高度等方面有更深的開掘,它才能成為一個時期的文學標桿,或者成為一個無法繞過的精神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全媒體時代對作家的寫作提出了更多的挑戰。

就我個人的閱讀趣味而言,我比較喜歡復雜的作品。文學當然有很多的層面,比如對流行文學來說,它可能更注重消費性,它需要一些模式化的敘述,它需要更加簡單的情節配置或者人物設置,讓它能夠更輕松地被閱讀,能夠帶來閱讀快感和情緒刺激,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問題的,這是文學價值的一個方面。但是不能因為它有這一方面,我們就降低了對文學另一方面的要求,文學在精神意義上——最好的文學——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上,一定是對個人或者世界有一種深度的呈現、揭示和創造。作為一個批評家,我比較欣賞有精神景深的、有難度的、復雜的作品。比如說這幾年我特別喜歡波拉尼奧的《2666》,這一作品展現的思想深度、社會廣度,都是我比較期待的那一種作品。我也特別期待中國當代作家能夠寫出這樣的全景式的作品,能把一個時代的各種精神困境、各種各樣的欲望、人性的復雜性綜合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作家可能需要偏執一點,對自己的美學、趣味非常偏執,他需要堅持他的趣味與偏執,最后才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好的作家。但是批評家不能偏執,也不能太個人趣味,他應有一個全景式的、像雷達一樣的設備——比如像你們貴州的“天眼”望遠鏡一樣,能夠覆蓋和攝取很多信息,最后作出判斷。批評家他也帶有個人的傾向,但這傾向應該與公共性結合起來,也就是批評家應該更公共性一些。所以批評家在某種意義上,對作品的判斷,更要有全局觀,有歷史的眼光,才能作出恰當的判斷。

李 振:在我看來,“自媒體時代的難度寫作”這個命題本身就帶著某種焦慮,因為它包含了于自媒體時代難度寫作與沒有難度的寫作如何抗衡的意思。但是,這種對抗的意義何在?當我們帶著那種自媒體時代的焦慮來談論這些問題時,有個基本的前提常常被忽略掉了,那就是在當前這個語境中,我們聊文學,討論一部作品的好或不足,其實都是以有難度的寫作的標準或要求來說話的。自媒體時代的到來確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改變了我們獲取信息、認識世界的速度與方式,甚至改變了很大一部分人的閱讀習慣。但是,當電影出現的時候,人們面對那種需要通過紙媒來閱讀的文學是不是也產生過類似的焦慮?可后來呢?電影在,文學也在,現在我們大概很難再因為電影產業的蓬勃而去擔憂文學該往何處去了。文學或者說難度寫作有它面對世界獨特的認知與言說方式,它可能不會被另外的表達方式或載體的變化而輕易改變。一個時代固然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但這種變化或時代感的體現,本身就是在有難度的寫作內部發生的。新鮮事物層出不窮,如果我們總是陷在所謂自媒體時代的焦慮里,盤算著跟網文、雞湯文甚至跟新聞較勁,在寫作中考慮的是能不能拿到“十萬+”,這不就像執意要用一篇小說去跟電影比票房一樣荒唐么?如果真是如此,我想那樣的作家一定會被無邊的沮喪終日包圍,直至離文學越來越遠。事實上,難度寫作面對的依然是難度寫作自身的問題。這與自媒體時代有關,又與自媒體時代無關。所謂有關,指的是寫作面對的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時代,面對的是一個別樣處境中的人心和人與人的關系以及由此生出的是否充分的想象空間;而所謂無關,是難度寫作面對的問題最終都要在其內部解決,它是語言,是修辭,是形式,是文學意義上或審美意義上的匠心和對生活的忠誠,這是在任何一個時代用心寫作的人都共通又無法回避的。所以,自媒體時代或是其他什么時代可能是對難度寫作最無效的限定,既然它是有難度的寫作,那么它必然是以那個宏大的、顯而易見的或是沸沸揚揚的場域之外的世界為志向,它可能要在熱鬧中發現沉默,要在觀念之外發現被觀念遮蔽的枝枝蔓蔓,要在有效、高效與快節奏中發現那些無用的或只能存放在記憶里的東西。而這一定不是對一個新的時代的無視,恰恰相反,這種寫作的難度本身就證明著文學對時代更親近更體貼更有情感的講述。

來源:《山花》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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